孟加拉国的穆罕默德·尤努斯教授因其创立的世界上第一家乡村银行———格莱珉银行获得今年诺贝尔和平奖。尤努斯教授和他所创办的乡村银行通过开展小额信贷业务，使孟加拉国大量的穷人脱离贫困。目前，全世界有20多个国家仿效格莱珉银行模式建立了自己的农村信贷体系，为农民脱贫致富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金融渠道。由此想起中国，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包括小额信贷业务在内的民间融资还处于一种半公开的状态。而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支撑点，就是要有金融的支持。

　　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提供的资料显示，2003年，我国农户的融资来源中，平均而言，来自银行的比例为13.89%，来自农村信用社的比例为18.90%，而来自民间私人借贷的比例则高达65.97%。 民间借贷活跃，说明其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

　　在正规金融机构不能满足这种需求的情况下，允许地下钱庄等民间金融机构公开化和合法化，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可以填补我国县及县以下金融机构的短缺，为中小企业提供合法的融资渠道，满足其发展需要。我国的国有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约为40％，但其贷款约占合法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80％；非国有部门的经济增长贡献率大约为60％，其贷款却只占到合法金融机构贷款的不到20％，因此，发展民间金融是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的有效途径。其次，这也是扩大民间投资渠道的一种明智选择。民间资本已成为我国国有资本、跨国资本以外的第三支力量。目前，我国迫切需有新的金融组织来为私人资本寻找出路，而我国现有的金融组织大多存在着创值能力低或风险太大的问题，资金回报率低，资金安全得不到保证。再次，民间融资的合法化不仅有利于规范和监管民间金融机构的运作，防止坑蒙拐骗的现象发生；还有利于民间金融市场按经济规律运行和开展竞争，防止高利贷的产生；同时也有利于国家有关部门了解民间资本的流动。

　　民间融资之所以长期得不到“正名”的一个主要因素，是金融当局担心放开民间融资会出现非法集资、扰乱金融秩序的事情。一般来说，民间金融机构特别是农村金融机构面对的是数量庞大、高度分散、经营规模狭小、对贷款额度需求不大且缺乏担保和抵押品的农户，这就决定了现有正规金融机构给农户融资的交易费用相对较高。另外，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强、周期长、受自然资源和自然灾害的影响严重，农民收入总体水平低且波动性大，也增加了融资的风险。

　　金融当局的这种担心虽有一定道理，在一些地方的地下钱庄确也出现过高息揽存或者放高利贷的情形，但有关研究以及温州的农村信用社存款浮动利率改革结果表明，只要存在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且产权明晰，产权主体到位，高息揽存等现象就不会成大气候，因为高息揽存导致金融机构成本大幅增大，从而也导致其放贷压力剧增，反而不能获得其生存所需要的存贷利差。

　　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分析，过去40多年中，在很多国家，政府引导正规的金融机构向民间提供贷款几乎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更为切实可行的策略是，国家放松对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促进内生于民营经济的金融机构的产生。

　　中国目前缺乏一个完整的、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系统。大银行太大，无法顾及中小企业的贷款；小银行又太少，远远满足不了目前的需求。对此，我们一方面要改造银行的管理体制，另一方面要开放民间金融。鼓励和支持发展非国有民间银行和民间投资机构，通过非国有或民营经济的发展，化解存量风险，提高整体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

　　所以，当务之急是应该将目前实际存在的民间金融合法化，深入探索适合民间金融发展的监管机制。首先，要从法律上明确民间金融的合法地位，使亲友之间的借贷，农户之间的资金融通，合会、私人银行等民间金融机构从地下转到地上。不能一看到风险问题就一关了之。事实上，民间金融机构问题并不在于进入本身，而更多的则在于缺乏有效监督、规范。其次，允许民间金融更加灵活的利率浮动范围。民间金融本身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都很高，并且一般都没有抵押，因此高成本高风险理应对应着较高的收益，民间金融利率高于国家金融利率是很正常的，不能都视为高利贷。

　　据悉根据央行的部署，在四川、山西、陕西、贵州四省，已在进行民间资本的信贷试点，上述试点给人们传达了一个信息：国家将给民间融资一定的生长空间。或许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看到一种经过检验的民间金融机构和民间融资形式出现。(邓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