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失火搬家，就怕死爹死妈”，这是时下在一些农村地区比流行歌曲还要流行的一句话。

　　近几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千方百计减轻农民负担，农民的日子相对宽裕起来了。但由于在红白喜事，特别是丧事上相互攀比，大操大办，结果使好不容易才富起来的不少家庭一夜之间又落得一贫如洗，而且外债累累。一些农民苦不堪言地说：“如今的惠农政策让我们富了，爹妈的死又把我们扯穷了！”

　　据笔者调查了解，现在农村家庭只要遇到老爹老妈去世发丧，办一场“最见不得人”的丧事，开支也得万元左右。而且不管怎么节省，下面的“起步价”一分都不能少：

　　寿棺1500元，寿衣寿帽400元，招待费（含烟酒糖菜）4500元，烧纸200元，鞭炮200元，道场费500元，抬丧砌坟工资500元，立碑（含石匠及碑文写、刻工资2000元），合计9800元。

　　至于什么样的丧事才算“见得人”，标准当然是“上不封顶”的，只要有钱，想怎样体面、怎样排场都行。眼下，已经有人家在办理丧事时，不惜花千余元买来高档手机，上号后作为陪葬品放到死者的棺材里入土。且孝男孝女们还要隔三岔五地去电信公司为其象征性地交一些话费，如果拨打这个手机号码，电脑的语音回答不是“暂时不在服务区”，就是“关机”（其实，它永远也不在服务区或永远关机）。

　　值得一提的是，办一场标准仅为“起步价”的丧事，花费也大都是儿女们挖空心思、费尽口舌借来的。众所周知，现在除了暴病和意外死亡外，绝大多数老人都是经过久病久治不愈后才去世的，老人患病期间，儿女们为了留住老人，往往不惜花光所有积蓄、甚至借债为其治疗，而一旦老人驾鹤西去，料理丧事的费用就得靠向亲朋举债或向银行贷款，甚至借高利贷来解决。办丧事当然有些人情收入，但按农村现实的礼尚往来，人情总收入一般都在几百或千元左右，这点微不足道的收入，还不够偿还老人活着治病时欠下的外债，再说，这个数目与巨大的丧事开支相比，不过是杯水车薪。而且，人情也是债。说不定哪天别的人家也死了老人，你就得赶去还礼随份。

　　据对农户调查，现在农村办完一场丧事的起码负债额，大都要突破8000元，而从目前多数农村家庭的经济收入来看，除了有额外收入或从事高收入职业的富裕人家外，一个家庭除去必需的生产、生活开支，再加上诸如电话费、人情往来等“软”支出，每年偿还外债的能力顶多在1000元左右（贫困地区很难达到这个水平）。我们就按上述的起码负债额为计算标准，即使排除任何天灾人祸的可能和不计算任何利息，就需要用整整8年的时间才能偿清。更可怕的是，在父亲（或母亲）去世后丧债尚未还清时，母亲（或父亲）也会去世，自然又是“治疗———丧事———债务”这样一条令人窒息的“黑色生产线”。由此，不难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家庭要偿清父母的丧葬债，最乐观也得16年，如计算利息，至少得20年，倘若缠上高利贷，也许到死都还不完！

　　在中国，父母与子女的年龄差距一般为23-27岁，设定一个人的正常寿命为80岁，那么在其死亡时子女则为53或57岁，可以想象，在用紧锁愁眉的一二十年时间还清父母的丧葬债后，曲指一算，这个时候的自己离坟墓还有几步之遥？

　　更应关注的是，农村的高额丧葬债问题，不仅成为阻碍新农村建设的绊脚石，而且已经给社会和谐埋下了严重的隐患。如兄弟因分摊费用而反目成仇，亲朋之间翻脸不认，夫妻怄气乃至分道扬镳，还有因此引发的诸如民间债务纠纷急剧上升，偷抢骗诈的刑事案件频频发生等等。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农民在父母的丧事上拼死拼活地不惜血本、相互攀比？经历过丧事的农民无不坦言：为了一个“脸”字！要是张三的爹下葬花了一万元，李四的妈死了只花九千，立刻就会惹来风言风语，招来背后的指指戳戳，那样做后人的脸还往哪儿放？于是，大家只好都周而复始地比着葫芦画瓢，且越画越大，导致有钱的大办，没钱的借钱也要大办，攀比之风愈演愈烈，便出现了今天这种可怕的局面。 （田新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