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委组织部2004年底来京引进博士后，到地方、部门挂职。我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身份参加了面试，谈得颇为投机。据说有两三个地市的组织部对我都有兴趣。在被征求意见时，我考虑到自己已经在基层、部门和院校工作多年，地方工作更有挑战性和吸引力，而温州更是我的向往。

　　又过了几个月，2005年4月初的一天，温州市委组织部来电话通知我到瑞安上任了。这顶副市长的“乌纱”来的似乎轻巧，我后来才知道，好几级的组织部门，以及清华校方为之付出了很多心血。我到位第二天，刚在办公室坐下，电话铃声响起，是省委组织部打来的，问长问短，果然很有“组织的温暖”啊，一时感动，摩拳擦掌要干出个样子来。

　　作为温州模式的主要发祥地，位列全国百强县（市），瑞安是中国大陆经济市场化和民营化程度最高、人民生活最富足的区域之一。我打个比方，如果把温州比作整个中国的话，则瑞安在温州的经济文化乃至地理格局中的地位，大约相当于中国的江南地区。又有所谓“温州文化在瑞安”，素称之为“东南小邹鲁”，瑞安是南宋永嘉学派发祥地(永嘉学派是与程朱理学、陆王心学鼎足而立的三大学派之一)，自古人文荟萃，代代相传。永嘉学派注重“事功”，不空谈义理心性，又在义利之辨中主张“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还主张“通商惠工”，这些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非主流甚至可称异类，却是温州源远流长的精神资源，当代温州模式的发端据此看来并非偶然。就我一年多来的接触感受，瑞安干部的整体素质的确比较高，而瑞安民间蕴藏的活力更是非同寻常。

　　组织的重托

　　我本以为到任后会轻闲一阵子，但组织上很快就“压担子”，这使我在最短的时间内适应角色的转变。我原来算是个“杂家”，先后念过好几所学校，换了好几个专业，经常是半工半读，除了经济、金融、财务和公共管理、非政府组织、科技政策这些“专业”之外，对于文史哲、政治学、社会学和各种社会问题包括三农问题也有普遍兴趣。我这样的“杂家”在越来越强调学科壁垒的学界是有些吃亏的，不过到了实际工作特别是政府工作中却是如鱼得水。加之我在基层单位和中直机构工作多年，无论从知识储备还是经验储备来说，我的角色转变还是比较轻松的，这让很多本地干部群众稍感意外。

　　我先后接手了金融、流通、科技、国有资产管理、经济体制改革等各项分管工作。在2005年下半年还曾经分管了几个月外经贸、国内经济技术协作、招商引资，那时候由于本市的招商引资任务重，而各地前来瑞安考察招商的队伍更是络绎不绝，于是乎我每天的生活几乎成了“招商与被招商”，有时一晚上接待宴请了好几拨客人自己却没有吃饱，回宿舍啃些花生米度日。至于全市上下阶段性的中心工作，如群众性龙舟活动管理，防御台风、洪涝、传染病，甚至计划生育、森林防火这些工作，根据市里统一安排，我也要参加分片督查工作，还好其他领导都会对我多有照顾。更不用说，会议又多，特别是到省里开会，开个半天、一天的会，瑞安距杭州的车程有四个多小时，为了节省时间，往往要连夜往返，第二天还得起早正常工作，每个月这么折腾几次真是够受的。至于本市的市长办公会、市府常务会和市委常委会，开过了吃饭时间，甚至开到晚上和节假日也是常有的事情。身体真是革命的本钱啊，这使我不得不佩服另外几位年近半百、精力充沛的市领导，我到他们的岁数还不见得有他们的好身体呢。

　　话说我到了瑞安，最初可以说是一个人也不认识。我这个博士后，又还算年轻，整个市政大院，乃至社会上，大家都充满好奇。但一般都认为我不过是“镀金”两年，对于我在瑞安的工作好像并没有多大期待。倒是当时的市委钱书记（现已调任绍兴常务副市长），及时提醒，要我尽快熟悉情况，珍惜现有机会，“干一两件大事”。温州市委组织部的滕处长在送我到瑞安上任的车上，也曾经这样嘱托。但是行政事务纷繁复杂，一时纷至沓来，没有尽头，往往令人陷入其中不能自拔。何况，一个县级市的副市长在地方上也算是不小的“官”了，无论出于礼貌还是别有动机，人家都是给足面子。这时候保持清醒的头脑，抓住工作中的重点、要点，做到纲举目张，就非常重要了。

　　这就离不开领导的点拨，瑞安市委的葛书记曾经对我说，“各行各业都有师傅，当干部是没有师傅的，要靠自己感悟”，不过，大概看我还算是孺子可教，书记同志还是不忘点拨一番，工作上如何注意方法，要学会与普通群众和基层干部对话和沟通，等等，又推荐王蒙的《诫贤侄》一文。后来我到省委组织部参加座谈，会场上也是每个挂职干部发一份《诫贤侄》，看来瑞安的书记布置的功课还是有先见之明的。值得指出的是，瑞安的前后两任书记都是高校老师出身，转任地方党政职务，久经历练，现任的葛书记最初也是一个挂职干部。这些相似背景对于我快速融入瑞安环境并从中得到成长来说，的确是一种幸运。

　　温州和瑞安的领导尤其对于我的金融背景比较看重。温州是全国金融改革试验区，一直被寄予希望创造出新的经验，而瑞安在温州的基础条件又是相对较好的。我原来在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担任资产处置审核委员会委员，那时候最常干的是金融不良资产处置。温州和瑞安的金融不良资产微乎其微，我的拿手好戏似乎没有太多用武之地。但是，从大金融的观点出发，还是有不少可以发挥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