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拖着皮箱再次上路了。

　　从12月7日到10日，一个关于大陆和台湾农业政策的研讨会先后在澳门和台湾召开，李昌平应邀参加。

　　2001年以来，李昌平多次被邀请，到各地党校上课，赴大学开讲座，还参加各种研讨会，不断讲述他对中国“三农问题”的思考。

　　李昌平自称，他并非学者，但他有17年的乡镇工作经验，担任过4个乡镇的党委书记；2001年10月到2003年10月，他任北京《中国改革》杂志社“农村版”副主编；之后，他先后任香港乐施会西南项目干事和中国区顾问，这是一个扶贫组织；今年8月，他被调任河北大学中国农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

　　显然，自从2000年9月辞官以来，他仍然与农村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李昌平的辞官源于2000年3月，他以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身份，上书总理朱镕基，大声疾呼“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这封信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他从一个中国农村政策的执行者，转变为对中国农村政策的研究者。

　　直言上书被迫辞职

　　这个“写信”动作，看似偶然，但它的产生，甚至可以追溯到李昌平的童年。

　　李出生在洪湖边上的一个渔民家庭。兄弟姐妹5个。1978年，他以全乡第一名的成绩考上省重点中学时，已经有两个哥哥读大学。他的父亲被沉重的负担压垮，曾萌发让李昌平退学的念头。

　　时间过去20多年，农民虽然解决了温饱的问题，但在李昌平执政过的乡镇，仍然存在“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交不起税”的现象，农民负担一年比一年重。

　　1997年6月，李昌平在武汉学习期间，他任职的柘木乡村民朱长仙，因不满乡政府提前征收税款而含愤服毒自杀。作为柘木乡党委书记，李昌平被追究领导责任，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1999年12月6日，他再被任命为棋盘乡党委书记。两年的平民生活，使他更了解和理解了农民。

　　2000年正月初四，李昌平开车从县城到棋盘乡上班的路上，看到农民们成群结队外出打工，“不管什么车，只要你是向南走的，统统拦下来搭乘”，“如果是货车，就放上稻草，像装货物一样装到不能再装”。车至棋盘乡，李看到村干部拦着农民不让他们外出打工，要求他们先预交承包提留。

　　正月初六，李昌平一个人躺在乡政府的宿舍里。深夜12点，他想给县领导写信，但是1993年，他也曾写文章，对当时的县委书记提出的经济发展战略提出质疑。文章引起了许多干部的共鸣，却得罪了县领导。

　　体会到说真话难的李昌平，最后选择了一个特殊的倾诉对象。当他写下“总理”两个字时，泪水顿时溢满了眼眶。

　　几天后，监利县召开了一次农村工作会议，这一年的农民负担还要增加。李昌平在讨论会上又发出“不和谐”的声音：农民负担过重，并引发了恶性循环。李的发言遭到了县领导的批评。

　　于是，李决定将写给朱镕基总理的信发出去。这封信先后两次得到国务院领导的批示，中央、湖北省政府先后派来调查组。当年6月，湖北省决定在棋盘乡、监利县进行改革，“取得经验，在全省推广”。

　　但化解债务、精简机构、减轻农民负担，无一不是与利益集团做斗争。李昌平因此得罪了众多人。2000年9月1日，李昌平被荆州市委某领导定性为该县“不稳定的核心”。

　　李昌平不得不选择离开。2000年9月16日晚，李昌平独自跑到长江边放声大哭。

　　2006年12月14日，李昌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如果给朱镕基总理写信时是抱着希望的话，那么，辞职时是绝望的。”　“给农民国民待遇”

　　辞职后，李昌平南下打工。他受到很多人的关照。中国蓝田公司于2001年初，聘请他为珠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但是有关方面给蓝田施压，当年3月20日，李昌平被迫离开。

　　后来，他离开《中国改革》杂志，也是因为他是一个“敏感的人”。他有几次调进中国社科院的机会，但也是因为这一原因，未能成功。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他选择了他后半生的事业——为农民、农村、农业工作。“其实，我忘不掉农村17年的经历，挥不掉心中的农民情结，更抹不去父亲、母亲辛劳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