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他发出了“给农民国民待遇”的呼喊。

　　1996年，李昌平的改革在监利县周沟乡取得显著成效。三年前，该乡是监利县经济最落后的乡镇，是年，成为了全县农产品加工和集散的主要基地，财政状况进入全县26个乡镇中的前五名。但李却遭到了全县执法收费单位的集体发难。

　　这一年的5月，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教授曹锦清只身来到河南，记录其沿途所看、所听、所谈、所思，2000年结集出版了《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引起极大的关注。

　　他在中原大地看到，各级政府官员都雄心勃勃地制定发展经济的计划，但却“到处在与农民争食”。他疾呼，改善乡村社会“是一个关涉到我们民族前途与命运的大问题”。

　　近年来，引起轰动的关系“三农”的书籍，还有《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和《中国农民调查报告》等。“三农问题”日渐成为学界和政府共同关注的话题。

　　2002年1月，李昌平的著作《我向总理说实话》出版发行，立即引起轰动，该书描述了1999年到2000年的中国农村实况。

　　改革，再改革

　　1994年，安徽省阜阳市杨岗村村民司德利抛下家中的四亩地，加入滚滚民工潮，前往上海打工。

　　十年之后的2004年最后的一天，他拎着两瓶白酒，推开了杨岗村书记杨俊贵的家门，他说，他要承包200亩地。

　　在近一两年来的报纸上，偶尔会看到类似的新闻。

　　监利县也因为李昌平的信，而成为湖北省关于“三农”问题各项改革的试点。2003年冬天到2004年春天的几个月时间里，监利县汴河镇就发生100多起土地纠纷，不少外出农民回来索要自己的田地。

　　相对于庞大的民工队伍，回流者只是极少数，但这足以反映中央三农政策给农村带来了改变。

　　为了减轻农民负担，2000年，国务院决定安徽省等8个省市开始费改税工作试点。2001年，费改税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铺开。但是，税费改革对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效果并不显著。2001年，税费改革暂缓进行。

　　几年后的2006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废止了。这标志着在我国延续了2600年的农业税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从2004年以来，中央还连续3年发布了3个关于“三农”的一号文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促进农民增收，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并于2006年，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

　　这一时期被称为1978年以来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期”。原本想在农村有所作为的李昌平，没有赶上这个时期的到来。但从2000年9月辞官以来，他一直保持着对“三农政策”的持续关注。

　　2001年10月到2003年10月，李昌平任北京《中国改革》杂志社“农村版”副主编，这使其有机会将理论和十几年农村工作经验相结合，梳理出对“三农问题”的看法。

　　2003年10月以来，他先后任香港乐施会西南项目干事和中国区顾问，这个扶贫组织又使他有了更多实地调研中国农村的机会。这些年，他还多次与国外组织进行交流，赴台湾考察等等。这些机会都丰富了他对中国农村政策的研究。

　　“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农’政策上，研究各国、各地区的农村政策及其效果。”李昌平说。

　　2004年，他又完成了一本专著《我向百姓说实话》，着重对现实三农问题的理性思考，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农村政策进行了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