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雄心到忏悔

　　最近，李昌平正在写一篇文章，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三农政策进行梳理。“新农村建设肯定是对的。但是，如果不对90年代以来的‘三农’政策进行检讨，就不能找到新农村建设的办法。”李昌平说。

　　改革开放至今，中央共发布了8个关于“三农”的一号文件，其中5个是1982年到1986年间发布的。当时中央政府对“三农”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

　　那还是一个物资短缺的时代，刚分到土地的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中国农村呈现出勃勃生机。

　　1985年，年仅23岁的李昌平就任监利县周河乡党委书记。之后，他先后任4个乡镇的党委书记。

　　“那时候，农民收入持续上升，农民收益一是靠粮食等大宗农产品增产增收，二是靠非农业收入，包括乡镇企业和外出打工。”李昌平说。

　　1984年到1988年，是乡镇企业的高速增长阶段。1988年，乡镇企业从业人员达到9495万人。这是邓小平也“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

　　“那时候，乡镇企业为什么能蓬勃发展？因为那个时期的农民集体有权用土地发展乡镇企业，农民可以分享土地非农用资本收益。”李昌平对中国近六十年的土地政策进行了研究后认为，1977年到1988年的土地制度对农民最有利。

　　1985年，李昌平执政下的周河乡，几乎村村有渔场，每村每年从每个渔场提留一二十万元。乡里有农工商总公司，下面有八九个企业，从事农产品的加工、营销，农业生产资料(桐油、油漆、渔网等)的生产，以及服装生产等等，乡镇企业的年上缴提留达几十万元。

　　“现在的很多农田水利设施、道路、医院、学校、政府大礼堂等都是那时建起来的。”李昌平说，“但那时候，周河乡政府只有八九个干部。”

　　“正因为农村越来越富裕了，乡镇政府提留多了，才有了1988年的财政包干和1994年的分税制体制改革，从此，农村的发展才越来越走下坡路了。”李昌平说。

　　李昌平认为，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使得“财权上收、事权下移”。中央收走了更多的税收，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医疗等事务逐步下放给基层政府。

　　土地制度也在此时发生了变化。198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乡(镇)村企业建设用地，“必须严格控制”。

　　“从此，农民要办企业，必须到城里的工业区去，农民使用土地办企业，要经过‘国家审批’，先将土地变为国有土地，然后再高价买回来。这剥夺了农民分享土地非农用资本收益的权利，限制了乡镇集体企业和村办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李昌平说。

　　从1989年起，国家对乡镇企业采取“调整、整顿、改造、提高”的方针，减少了税收、信贷方面的支持和优惠措施，政策上也明确规定“乡镇企业发展所需的资金，应主要靠农民集资筹措”，“进一步提倡乡镇企业的发展要立足于农副产品和当地原料加工”。乡镇集体企业、村办企业要从银行贷款变得十分困难了。

　　正当此时，国家给予沿海地区很多外企“超国民待遇”，这使得内地乡镇企业更是雪上加霜。

　　在人事方面，开始了相对的集权。1988年以后，乡镇部门开始增多了，工商、税务、渔业、林业站等等建立起来，每个部门都靠创收存在。1990年，棋盘乡吃财政的干部不过120人，到2000年，超过34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