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排进来的退伍军人、大学毕业生等等，都要工资，我们只能找农民要，所以干群关系十分紧张。”李昌平说。再加上农村教育、医疗、生产资料等成本的增加，农民负担很重。

　　从1993年到2000年，李昌平在他任职的周沟乡、柘木乡和棋盘乡，都施行改革，如精简机构、清退编外人员、减轻农民负担的、治理乱收费等等。李成了减轻农民负担的“英雄”，全省优秀党员。但是，一旦他被调离，立即又恢复到原样。

　　“刚到乡镇工作的时候，能做很多事情，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那时候，我是有抱负的。”李昌平说，“可是到了90年代，年纪大了，文化水平提高了，工作经验增加了，但是事情却办不好了。到处得罪人，只有欺侮农民。”

　　“回首农村工作的17年，对农民好事做得太少，坏事做得不少，于农民，我是有罪的”，“我，农民的父母官，应该无数次下地狱”，“我现在忏悔我的过去，我怕忏悔晚了，上苍不原谅我。”李昌平在《我向总理说实话》的前言中写道。

　　“我已不适应以前的生活”

　　总结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政策时，李昌平认为，那时的政策是“放活”，给农民充分的自主经营空间。

　　“十六大以来，中央对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很大，中央上收了很多‘事权’，如教育、医疗、乡镇干部的工资、农村养老等等。”李昌平在赞赏中央农村政策的同时，仍然发出了另类的声音。

　　但李昌平认为，“放活”得还不够，“尤其是对农民组织的放活不够。当前农村改革的最紧迫任务是放活农民组织”。

　　“要增加农民收入，就必须依靠农民组织起来追求农村金融、农产品加工、营销、生产资料生产和供应、农业机械和技术服务等领域的收益。”李昌平说。

　　小岗村重走集体路的冲动，兰考农民合作化尝试等等，都是对李昌平呼声的最好呼应。

　　近年来，李昌平除了著书立说，为农民呐喊外，就是到大学和各地的党校演讲。

　　“我们都是农村出来的，总要有人站出来为农民说话，使他们获得应该得到的权利。”李昌平说。

　　几年来，他从一个乡镇干部到三农问题研究者的成功转变，得到了不少专家的肯定，但他“还是与农民、基层干部在一起时最快乐，仍然不适应学术圈子”。

　　他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2001年，他在蓝田时的工资是4000元，相当于他在乡镇工作时大半年的收入，而现在的收入“比蓝田更好”，“养活一家人没问题”。

　　离开农村已经几年了，他毫不隐瞒地说，对农民的感情也淡化了。而这正是他珍惜“乐施会”工作的原因。“有机会再次接触到那些人、那些事，还原原来的生活，这样才能从农民权益的角度，从‘三农’自身的规律出发，对政策和书本的理论，提出质疑。”李昌平说，“做农村问题研究，是不能离开农村的。”

　　但是，李昌平也不得不承认：“我已经不能适应以前的生活了。”

　　李昌平认为，他之前的遭遇是体制矛盾在他个人身上的反映，上级政府要求多收，“而我想少收，多留给老百姓。所以，领导不喜欢我”。（鲍小东）